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一部党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史。为更好进行党史学习，《党建》杂志开辟“学史明理”栏目，以漫谈、随笔等形式，回望红色记忆，畅谈所思所悟，引导党员干部和广大读者学史明志、学史担责、学史力行。党建网及其微平台将精选刊发这组文章，以飨读者。
从《寻乌调查》看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成败得失的大问题。”1930年5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从闽西进入赣南，攻克赣粤闽三省交界的寻乌县城，在寻乌开展了为期20余天的社会调查。1931年2月，毛泽东在宁都县小布镇，抽空将此次调查的资料整理成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一文。《寻乌调查》是一篇体现实事求是精神的光辉著作，也是学习如何进行调查研究的经典教科书，时至今日，对于我们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制定符合实际的正确政策首先要搞好调查研究、掌握实情
毛泽东之所以重视调查研究，直接的动力在于其想改造中国；而为了改造中国，就需要形成正确的政策；要制定正确的政策，就必须了解中国；要了解中国，除了读书看报这个间接途径，关键是要了解现实社会；要了解现实社会，关键就在于进行调查研究。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开始了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这一崭新事业。在此过程中，他经历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两次反“会剿”的胜利喜悦和“八月失败”的沉痛教训，经历过闽西和赣南根据地建设的艰辛，也遇到了土地改革、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如何科学处理和协调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如何正确处理革命根据地的阶级关系这一问题。
土地革命初期，中央对待富农的政策不断发生变化，令各根据地感到无所适从。1928年6月召开的党的六大主张对富农采取在限制政策基础上的既联合又斗争的方法。但1929年6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又发布指令，要求各根据地将富农驱逐出农民协会，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击富农。中央在政策上的变化，使毛泽东意识到要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关键是要深刻认识农村的阶级状况，尤其是认识具有一定复杂性的中国富农的基本情况及其在农村社会中的地位，搞清楚其与地主的区别何在、搞清楚广大贫雇农对于富农的态度如何等。
此外，毛泽东对于城镇工商业政策的制定工作亦相当重视，要作出正确决策，就必须了解当地工商业者的具体情况及其在社会中的位置。
正是带着这一系列疑问，毛泽东最终下定决心，在繁忙的军政工作中挤出时间，到寻乌做一番大规模调查研究。
毛泽东经过调查后发现，寻乌的富农是由半地主性质的富农与比较富裕的自耕农或中农组成，前者“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后者则“许多人不主张在斗争中打击他们，理由是他们没有半地主性，他们的全部出产都是亲自劳动不是剥削他人来的”。
通过调查，毛泽东对于寻乌富农的情况有了深刻了解，对于整个赣南农村的阶级状况也有了真切认知，这些成果对中国共产党后来提出没收地主土地、限制富农、按照人口平均分配、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这一更加正确的土地政策，提供了宝贵实践基础。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言：“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
二、调查对象的选择要有代表性
任何调查都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做调查研究必须精心选择合适的调查对象和调查范围。
毛泽东为何要选择寻乌县作为调查对象呢？因为寻乌地理位置特殊。寻乌县位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处，是江西赣州和广东东江地区商品流通的中转站、物资的集散地，商业比较发达，且已开展土地革命。因此，选择其作为调查对象具有示范意义。
地点选择好后，就需要寻找合适的访谈对象。毛泽东很注重调查对象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以防止片面化的产生。寻乌调查座谈会的组织者是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其余访谈对象主要涉及10人，均为颇有见识的当地人——
郭友梅，59岁，杂货店主，曾任县商会会长，家族从事布匹生意100余年；范大明，51岁，贫农出身，当过小学老师，时任县苏维埃职员；赵镜清，30岁，中农，做过铸铁工和小商贩，在陈炯明部下当过排长，时任县苏维埃委员；刘亮凡，27岁，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时任城郊乡苏维埃主席；李大顺，28岁，贫农，曾任区苏维埃委员；刘茂哉，50岁，老童生，开过赌场，做过小生意，原是小地主，后降为贫民，曾任县革命委员会委员，时任区苏维埃委员；刘星五，46岁，农民，做过小生意，时任乡苏维埃委员；钟步嬴，23岁，梅县师范生，时任区政府主席；陈倬云，39岁，自治研究所毕业，做过缝工、小生意和小学教师；郭清如，62岁，秀才，参加过乡试，做过小学教师。
这11位调查对象颇具代表性，从年龄上看，最大的62岁，最小的23岁；从职业上看，有县委书记、各级苏维埃政府委员，也有军人、商人、农民和教师。这样由老中青三代、拥有不同经历的人员组成的调查对象群体所提供的信息，相对权威细致，也为准确全面获取寻乌各方面的发展情况提供了保证。
除通过座谈会掌握寻乌基本情况外，毛泽东还在当地走访了47家商店和94家手工业店铺，以了解其所经营商品的来源、种类、销售额、行业竞争等情况。这些商铺涉及木器、伞、裁缝、黄烟、药材、水货（列出39种商品）、屠坊、豆、油、杂货（具体列出洋货131种）、盐等23个大类，几乎囊括当时南方城乡商铺的所有类型。
三、调查内容要广泛细致
《寻乌调查》共5章、39节，对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详细的考察分析。
第一章介绍了寻乌的政治区划，对全县7区作了大致介绍。第二章介绍了寻乌的交通，包括水路、陆路、电报、邮政、陆路交通器具情况。第三章“寻乌的商业”是《寻乌调查》中篇幅最长的一章，其中，在第八节“寻乌城”中，毛泽东列出25个条目详细记述寻乌城的状况，内容涵括寻乌城是什么、盐、杂货、圩场生意等。经过细致调查，他得出“寻乌城是这样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这一重要结论。第四章从9个方面对寻乌旧有土地关系加以调查。第五章集中介绍了寻乌的土地斗争，涉及分配土地的方法、山林分配等17个问题。可以说，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内容极其广泛（涉及城乡各地的政治、地理、经济、社会关系等方方面面）、深入（每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都尽量搞清楚）、细致（比如将农村人口成分分为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破落户、新发户、富农、中农、贫农、手工工人等11个类型，有名有姓地统计出全县共有8名头等大地主、113名中地主）。如果没有如此翔实的调查研究，他就不可能深入了解国情，也不可能进一步作出正确的决策。
毛泽东此次调查研究的重点是了解寻乌的阶级状况。通过调查，他了解到寻乌县城的人口构成：在全城近2700人中，农民占60%，手工业者占11%，两者共占71%；城市贫民（包括游民和妓女）占16%，商人占5%。这些数据表明，该城仍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居民基本都出身农民，属于被剥削和被压迫阶层，他们对于目前的生活状况普遍不满，所以能够通过宣传引导使其参与到革命中来，很有潜力成为无产阶级在城市的同盟军，故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土地革命争取之。
毛泽东的《寻乌调查》细致生动地展现了南国苏区的现实图景，使其对中国红色革命的主力、路径、方式方法、根据地建设等问题有了新的更加符合实际的认识，也为其制定正确的中国苏区革命战略和策略提供了“千里眼”与“顺风耳”。
2011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曾这样评价毛泽东的寻乌调查：“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党中央出台八项规定，把改进调查研究摆在第一位。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深刻阐释了调查研究的意义、内涵、方法、途径，并身体力行亲力亲为，为全党重视调研、深入调研、善于调研树立了光辉典范。学习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全党重视并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决策和部署就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会顺利向前推进；否则，就会造成决策失误，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运用好调查研究这个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心怀“国之大者”，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把本职工作做实做好。
92年过去，在寻乌这片诞生伟大文献的土地上，《寻乌调查》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注实践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原则却永远熠熠闪光！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
